从那时到现在，这个社会化保障网络一直处于各地政府分而治之的分权实施状态。
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测算，2009 年中国的广义财政( 包括中央和地方) 赤字占GDP 的比重比2008 年增加了7.6%，达到15％，表明财政政策极其宽松。不应过分担心就业，关键是提高就业与增长的弹性 从劳动力供给看，2012年我国15－59岁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首次出现下降，下降了345万。
因此，一定要控制住广义财政赤字水平，但结构必须变化，出路在于节制地方债务，为中央财政腾挪发债空间。2、可以迅速松绑汇率管制，增强弹性，使中国完整工业链重新获得动力，提振经常帐盈余，改善流动性的外部条件。在未来两三年，中国可能要考虑有序地允许以下三件事情的发生：一是要允许僵尸企业关厂和破产退出。进入专题： 改革 增长 。现在的状态是大量的增量资源被无谓地消耗在这三个方向。
前面所谈"先转移杠杆，再行去杠杆"的方法，如果组织有序的话，能最大限度地避免无序相互践踏，将有效缓解流动性紧张，可以降低存量债务系统循环的成本，也可以为实体经济提供充裕的流动性。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前后，宏观经济的重新引发各方关注。因此，如果政治家能"不拘一格降人才"，象邓小平当年破格提拔朱镕基一样唯才是用，体制内的改革者将获得更大的空间。
所谓意识形态阻力主要存在两个思想误区：一是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国有经济。但遗憾的是，每一次落实的时候总会遇到一些折扣。《决定》提出要让市场机制发挥决定性作用、确立企业投资主体地位、 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一律取消审批，这意味着政府部门的权力将大大收缩。但须知，国企的巨额利润主要来自垄断地位以及在土地、税收、贷款等方面的优惠。
过去十年，国企的日子很好过。但即使只落实50％，中国也很有希望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，跳出"中等收入陷阱"。
而既得利益从广度、深度和数量上都非常惊人，如何应对既得利益阻力显得非常棘手。"如今距三中全会已一个多月，重启改革的"路漫漫其修远兮"味道也逐渐显现。《决定》提出"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"也将有效约束政府那只"到处乱摸的手"。还有在利益驱动下出现的法治倒退。
因此，改革很容易陷入"政府革自己的命"的悖论。"行胜于言"、"上行下效"，这样的道理并不难理解。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对此也有清醒的认识："制定出一个好文件，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，关键还在于落实文件"。"省以下地方司法独立、编织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、加强人大预算审核权力、规范征地制度缩小征地范围等改革，有望约束地方政府公司化的乱象。
2010年的新36条同样如此。上世纪90年代，当时的中国总理朱镕基大刀阔斧推行改革，国企破三铁、重整银行体系、推动国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、建立市场经济基本体系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，为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奠定了基础，印证了"改革是最大的红利"这句话的深刻含义。
中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也警示，"我们经历了多少次三中全会，改革决定都是写得很好。重庆唱红打黑堪称破坏法治的高潮，地方政府公司化、权贵资本崛起，致使腐败出现全面失控态势，房叔、表叔此起彼伏，刘志军、刘铁男争奇斗艳。
被寄语厚望的2012年温州金融改革，没有什么建树。曾任证监会副主席的高西庆最近回忆说，"我最早时候到证监会不久，证监会刚成立没几天，我们在开会时，我觉得证监会的发行审批这个权力不应该有，应该放出去。那么谁才是需要打破的既得利益群体？ 所谓既得利益，是指在现行制度安排下能获得特殊利益的群体。那么促进改革的正能量何在？ 首先，《决定》列出了60项改革任务，其中一些任务比较明确、具体，越具体的方案实施可能性越大。"为了推动金融改革，朱镕基曾打破常规，自己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。"另一边则是国企改革不进反退。
" 中国改革，曾经失去十年。在中国的现实权力体系条件下，能依靠的也就是这一点。
这些承诺能否应验实则直接决定着改革的进程。对于目前中国新一届政治家的领导力，从目前的种种表现而言，笔者认为尚可以选择对此抱以期待。
2010年国资委要求78家央企退出房地产，不了了之。但同时，政治家的行为又会受到社会舆论和民众期待的影响，"政治家就是民众的一面镜子"，如果民众能告别"犬儒主义"，关注、支持、参与改革，那么改革就会少打一些折扣，国家就会多一分希望。
突尼斯、埃及等国发生的悲剧即为例证，这条路也是任何执政党都不希望发生的。只有在官僚体系中建立"改革者上，不改革者下"的奖惩机制，官员们才会"真"改革。尽管利益集团在任何国家都是客观存在，但中国的情况更为特殊。其次，设定了2020年时间表，以此倒推，可以方便社会各界监督方案的进展。
遗憾的是，这种良好的改革势头并未延续下去。再次，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，将有助于超越部门利益，克服既得利益和官僚主义的障碍。
习近平上任一年来，已有12位副部级以上高官落马。突破既得利益的藩篱不外乎三种途径：第一，既得利益者的觉悟，即高西庆所谓"灵魂深处的革命"，这种可能性在现实世界中极少发生。
由于央企分红几乎不上缴财政，导致央企利润成为央企内部人的"唐僧肉"。第二个误区父爱主义情节，害怕"一放就乱"。
领导力要求敢于触动利益，动真格的。2011部委三公经费公开，难言实质性突破。再次，官僚主义的惯性不容忽视，在绝大多数时候，官员不可能公然反对改革，但他们会以官僚主义的手法拖延，研究再研究，一个很小的问题也可能经年累月没有进展。以上海自贸区为例，上海自贸区公布的首份负面清单，被批评为没有任何突破，显示官员仍不愿真正放开，不信任市场的力量。
因此，《决定》在呼吁"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、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"的同时，再度重申"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，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，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，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、控制力、影响力"，释放出相互矛盾的信息。如果国务院率先落实全国人大的任免权、监督权、决定权、立法权，把自己关进制度的笼子里，那么各级地方政府将更为容易地接受地方人大的制约和监督。
作为"经济总管"的李克强总理，显示出对市场经济的深刻理解，"不搞刺激"、"保持定力"、"改革是最大的红利"等言论，显示出他对推动政府自我革命的强大决心。第二，来自民众的压力，这种压力虽然重要，但既得利益可以假装视而不见，久而久之民众的不满可能演变为破坏性的社会力量。
而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指出"在深化改革问题上，一些思想观念障碍往往不是来自体制外而是来自体制内，思想不解放，我们就很难看清各种利益固化的症结所在，很难找准突破的方向和着力点，很难拿出创造性的改革举措"。一个地方的局部改革都如此缓慢，要在全国范围内推动《决定》60条改革难度可想而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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